杜甫幼年丧母，童年时由他的父亲、兖州(今山东滋阳)司马杜闲将之送到洛阳的姑妈(即杜闲的姐姐)家寄养。杜甫在姑妈家一直住到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742)姑妈去世，此时他已届而立之年。这位姑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长斋茹素，精通佛经，其父杜审言(即杜甫祖父，约645—约708年)是初唐有名的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

杜甫在三十一岁时写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说姑妈：“爰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遣，开卷而音义皆达。”杜甫对姑妈十分敬重，姑妈于他有救命之恩。杜甫自幼体弱多病，四岁时，与姑妈亲子同时罹疾，姑妈求医于女巫(中国医学本源于巫，故古“医“字从巫)，女巫暗示：“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姑妈，“遂易(亲子)之地(楹之东南隅)以安(杜甫)。”在她的精心护理下，杜甫痊愈了，而她的亲子却夭折了。杜甫长大后得知此事，感动得涕泪交流。姑妈临终时遗言：“可以褐衣敛君，起塔而葬。”杜甫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把姑妈比作《列女传》里鲁义姑式的人物，评价极高；并说自己要“制服于斯，纪德于斯，刻石于斯。”以致当时一般人还误以为杜甫是她的亲子呢。

既然姑妈给杜甫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那么她的信佛，必然会使杜甫对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加之姑妈的丈夫是济王府录事参军，这样的家庭算得上是官宦之家，经济比一般百姓宽裕，家藏佛教典籍也比一般信士多些。杜甫在二十岁以前，“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这“万卷”之中，自然包括佛教典籍。再者，杜甫在姑妈家居住二十余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佛教(尤其是禅宗)空前繁荣，洛阳有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如此浓厚的佛教氛围，对杜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纵观杜甫的一生，积极人世的儒家思想毕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导致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流传至今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与佛教有关的约占五十首左右，如杜甫早年所写的《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云：

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何阶子方便，谬引为匹敌。离索晚相逢，包蒙欣有击。

叙述许生从净土宗圣地五台山石壁玄中寺来，自己本来修慧可(487~593年)、僧璨(?-606年)一系的楞伽禅法，受到许生的启发而转向莲宗。

我生苦飘荡，何时有终极?赞公释门老，放逐来上国。还为尘世婴，颇带憔悴色。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

诗中的“赞上人”、“赞公”是一位法师，与杜甫关系很好。安史之乱时(756-757年)，杜甫成了叛军的俘虏。至德二年(757)4月，赞公冒险为杜甫化装，逃出长安，到渭南去投奔肃宗李亨。丞相房琯(697-763年)当政时，他们都亲近这位好谈佛道的重臣。乾元元年(758)，61岁的房琯被免相，贬为彬州(今陕西彬县)刺史。杜甫和赞公很同情他，作为左拾遗的杜甫曾上疏营救，结果被认为是房氏同党，贬为华州(今陕西渭南)司功参军，赞公则去了秦州(今甘肃天水)。乾元二年(759)秋天，杜甫弃官携家到了秦州，在此住了三月余，生活上得到了赞公的很多关照，使患难中的杜甫铭感五内。分别时，他作了这首诗。

再如《望兜率寺》云：

树密当山径，江深隔寺门。霏霏云气动，闪闪浪花翻。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时应清盥罢，随喜给孤园。

翠云深处的山径，大江对面的寺门，把诗人的思想引入了幽静的古刹。飘飘的白云，闪闪的浪花，使诗人的思想脱离了人生的苦海。不复知天之大，而只见佛之尊。这是进入禅林妙境后，思想上摆脱了尘世烦恼后得到的一种满足。几乎写于同时的《陪李梓州等四使君登惠义寺》，杜甫先是劝说四个地方官“谁能解金印?潇洒共安禅。”继而又自伤人道已晚；“迟暮身何得?登临意惘然。”王右仲在《杜臆》中评此说：“公以作客之穷，真有学佛之想，故后诗屡及之。”

《山寺》云：

前佛不复辨，百身一莓苔。虽有古殿存，世尊亦尘埃。如闻龙象泣，足令信者哀。

描写了山寺的荒凉凋敝，接着叙述了同游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刺史章彝对这座古刹慷慨的施舍——“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凹结尾写道：“思量人道苦，自哂同婴孩。”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律云：“囊虚把钗钏，米尽拆花钿。”钱囊里空无一文，米袋里空无一粒，只得典当妻子的钗钏、花钿。“缺篱将棘拒，倒石赖藤缠”，荒凉潦倒的村居生活，使早衰多病，心境悲凉的杜甫决计出峡求禅，追求人生真理。他回忆青年时期倾心禅宗——“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双峰寺”指湖北黄梅东西山寺，“七祖禅”指以“东山法门”标榜的神秀一系的禅法)

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幄诠? 炉峰生转眄，橘井尚高褰。

东走穷归鹤，南征尽点鸢。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

顾恺丹青列，头陀琬琰镌。众香深黯黯，几地肃芊芊。

勇猛为心极，清羸任体孱。金蓖空刮目，镜象未离诠。

这节诗，详述了“门求七祖禅”的咏怀之意。俞犀月在《杜诗镜铨·卷十六》中说：“世乱而不得中兴之佐，故望于郑(审)、李(之芳)之心甚切；垂老而将为出世主人，故皈曹溪之念特深。”诚哉斯言!当时杜甫已面临垂暮飘零之窘境，可以说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在思想的极度苦闷之中，他对佛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把佛教教义当作支持自己的精神力量。“勇猛”一词，出自《楞严经》文：“发大勇猛，行诸一切难行法事。”杜甫借用此，显然是表示自己决心克服体弱多病的困难，追求人生真理。“心极”即是精神抖擞的意思。至于“金篦空刮目”，出自《大般涅槃经》文：“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篦抉其眼膜。”(金篦是治眼病用的似箭镞的手术刀)

杜甫在精熟《文选》的同时，博览群书，阅读了《楞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大般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圆觉经》、《贤愚经》、《大唐西域记》等佛教典籍。汲取了佛学中的精华，采摘了佛典中五彩斑斓的果实，融会贯通，化而人诗。使自己的创作题材更加扩大，想象更为奇特，词汇更加丰富，创造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奇葩，成为站在时代巅峰上的诗歌巨星。无怪乎清代杨伦在《杜诗镜铨·卷九》中说：“释典道藏，触处有故实供其驱使，故能尽态极妍，所谓读破万卷，下笔有神，良非虚语。”

如《谒文公上方》一诗，通篇用佛典禅语：

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

诗圣悟禅的结果，是把诗、酒、王侯、蝼蚁都看破了。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评此说：“诗有似偈处，为坡公(苏东坡)佛门文字之祖。”浦氏认为，这一类犹如禅门斗机锋的偈子似的诗，开了宋代禅理诗的先河。诗中有禅，作诗如作偈。至于《谒文公上方》中的“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用的是佛经中“摩尼珠”的典故(详下)；“长者自布金”用的是佛经中“布金林”的典故(详下)。蒋弱六评该诗说：“非读破五千四十八卷，不能说出。”(见《杜诗镜铨·卷九》)

肃宗上元元年(760)秋天，杜甫在成都草堂作了《赠蜀僧闾丘师兄》——

我住锦官城，兄居祗树园。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这里的“锦官城”，是笔者故乡成都的古称。“祗树园”在此指寺院。《大唐西域记》云：昔善施长者(须达)仁而聪明，积而能散，拯乏济贫，哀孤恤老，时美其德，号“给孤独”焉。(须达)愿建精舍，请佛降临；惟(舍卫国)太子逝多(又译“祗陀”)园地爽垲(地势高而干燥)，(须达)具以情告(逝多)，太子戏言金布园林乃卖。须达即出藏金，随言布地，建立精舍，为佛说法之处。这片园林，称为“给孤独园”、“给孤园”或“祗树园”，前述之“布金林”典亦出于此。“软语”指交谈，系借用《维摩诘所说经》句“所言诚谛，常以软语，眷属不离，善和争讼。”诗末四句是说：这个世界太黑暗了，争夺残杀太频繁了；只有借助无边的佛法，才能普度众生，净化浊世。《大般涅架经》云：“摩尼珠投之浊水，水即为清。”仇兆鳌引《圆觉经》句“譬如清净摩尼宝珠，映于五色，随方可见。”并说：“结出赠闾丘意，言其空明之体，可涤尘凡也。”(见《杜诗详注·卷九》)

佛教的影响，使杜诗原有的沉郁顿挫的风格起了明显的变化。他的一小部分山水田园诗，接近王维的风格。如《真谛寺禅师》——

兰若山高处，烟雾嶂几重?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

黄白山评此说：“三、四句景中见时，与王右丞(王维)‘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同一句法。然彼工在‘咽’字、‘冷’字，此工在‘冻’字、‘晴’字。”(见《杜诗镜铨·卷十七》)另一首《大觉高僧兰若》，杨伦也认为“风调颇似摩诘(王维)”。

杜甫在四川(主要是成都)生活安定的八年(759年底—768年)中，所写的许多五言山水田园诗，都具有上述恬静淡泊，与世无争的风格，与他759年秋冬由秦州到成都旅途中所作的二十四首五言纪行诗迥然不同。如上元二年(761)暮春他在成都草堂所作的《江亭》：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

诗中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与王维《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此是王维最得禅趣的名句)如出一辙。至于北宋王安石(1021·1086年)的名句“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则显然是受了杜、王二公的影响。

又如，杜甫在萋县(今四川三台县境内)牛头山上和山下各作了一首五律，流露出较浓的禅意。其一是《上牛头寺》云：

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无复能拘碍，真成浪出游。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何处啼莺切，移时独未休。

其二是《望牛头寺》云

牛头见鹤林，梯迳绕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阴。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二诗均景中寓禅，《望牛头寺》后四句索性直接弓I用佛典。《金刚经·庄严净土分第十》云：“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坛经》亦云：“我此法门，以无住为本。……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杜甫表示要断除迷念，忘却世间的善恶好丑，从政治漩涡的言语触刺欺争中解脱出来。他认为不论世事如何变化，只要自己无所系缚，就可以安时处顺，大彻大悟。

再如，代宗李豫大历二年(767)仲夏，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奉节)穰西草堂居住时，所作的五律《园》与王维笔下的辋川别墅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云：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园。碧溪摇艇阔，朱果烂枝繁。始为江山静，终防市井喧。畦蔬绕茅屋，自足媚盘飧。

原来，杜甫在穰西的居处靠近市场，他嫌其喧闹，于是靠着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帮助，在别处买了柑园四十亩以资宴息。这片小园与穰西居处隔溪相望，园旁筑有茅舍。此诗描绘作者清晨泛舟行视果园。这里，忧国忧民的少陵野老俨然成了喜静好寂的摩诘居士。

上面叙述了杜甫这位“诗圣”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较深因缘。但是，研究佛教，对佛教感兴趣与发心皈依佛教并不是一回事。检索史籍，亦不见杜甫正式受三皈五戒的只言片语。他一生嗜酒食肉的行为，均属破戒，不符合作为一个居士应遵守的准则。而杜甫也确有自知之明，他所处的时代，佛教盛行，称居士成风，而他却从未自称过居士，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不是一个正式的佛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