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著名商号【一】　　

　　广升药店　　　　山西省太谷县广升药店的前身是广盛药铺，约创办于明代嘉靖年间。广盛药铺原是到太谷县行医的某大夫开办，后被当地地主杜氏所侵吞。清朝嘉庆年间，药店改组，新增姚聚等人入股，药店遂更名为广升(聚记)药店。　　　　广升药店出售的自制中成药龟龄集和定坤丹，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现在仍然驰名海内外。这两种药原来都是宫廷药品。据说龟龄集是明代方土向嘉靖皇帝进献的一种长生不老药，后由方士陶仲文的义子太谷县陶某将配方抄出，又经太谷药铺修改定名为龟龄集，从此流传于世。当然，说此药能长生不老纯属方土骗人。但此药确有增进人体新陈代谢，调整各部机能，加强血液循环，滋阳补肾作用，尤对年老体虚者疗效良好。定坤丹是专治妇女经血不调的中成药。清朝宫女一般是十五岁入宫，二十五岁才能出宫婚配。长期的宫禁生活，使大多数宫女精神忧郁，体力虚弱，身患经血不调之症。乾隆四年(1739)，太医院集全国名医修《医宗金鉴》，同时拟出治疗宫女经血不调的药方，即定坤丹。但因此药方不能外传，故《医宗金鉴》未收入。后来，太谷籍监察御史孙某，因母病从太医院抄出此方。从此，定坤丹也流传于世。传说，咸丰二年(1853)，太平天国派军北伐时，天王洪秀全曾命北伐军攻占山西后，要保护好生产龟龄集和定坤丹的太谷广升药店。后来，北伐军因孤军作战失败，天王关于保护好太谷广升药店的命令虽未能实行，但由此可见，广开药店出售的龟龄集和定坤丹影响之深远。　　　　广升(聚记)药店从嘉庆年间改组后，到光绪初年是它的迅速发展时期。当时，汉口是川广药材的集散中心，怀庆(今河南沁阳)是生地、山药等药材的主要产区，广州是中西药品的进出口岸。广升(聚记)药店先后在汉口、怀庆、祁州(今河北安国)、禹州(今河南禹县)、广州等地设立了分店。同时，自制销售的丸散膏丹也发展到十多种，如治霍乱的“麝雄丸”、治时疫的“玉枢丹”等均负盛名，销售颇佳。至于龟龄集、定坤丹则更是该店生财的灵丹妙药，尽管这两种药当时产量较低，龟龄集年产仅500瓶，定坤丹年产仅 300盒，但因价格奇昂，每瓶(盒)平均需银2两左右，使该店收益不小。　　　　光绪四年(1878)，广升(聚记)药店又进行了一次改组，药店更名为广升蔚，资方包括杜、段、申氏等，而药店实权被段氏所掌握。　　　　光绪十一年(1885)，广升蔚店的资方内部产生矛盾，又进行了第三次改组。申氏带领七家股东退出广升蔚，另组成广升(远记)药店，或称广升远药店。从此，两广升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广升远首任经理申守常，精明强干，药店在他的主持下发展很快。雄厚的资本是经商的物质基础，申氏首先设法广为吸收游资，扩充药店资本。接着，积极向外扩展，开设分店，如在营口、济南、重庆、烟台等地也都设立了分店。此外，积极扩大龟龄集、定坤丹的销售市场，使这两种药的销售地区由原来的山西、河北、河南、广东等地，又扩大到东北、西南各省和南洋一带。有人估计，广升远从成立到1930年，盈利在70万银两以上。 但是，广升蔚却与广升远相反，由于经营不善，每况愈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吸收太谷巨绅孟广誉入股资金九千两，又将店名改为广升誉。但药店经营并未改善，仍然连年亏损。1918年广升誉再次改组，更名为广升誉(正记)药店。终因经营不力，与广升远相比，营业一直处于劣势。　　　　晋商文化：著名商号【二】　　　　六必居酱园店　　　　六必居酱园店设在北京，相传创自明朝中叶，挂在六必居店内的金字大匾，相传是明朝大学上严嵩题写。六必居原是山西临汾西社村人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兄弟开办的小店铺，专卖柴米油盐。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件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赵氏兄弟的小店铺，因为不卖茶，就起名六必居。　　　　六必居最出名的是它的酱菜，它也是北京酱园中历史最久、声誉最显著的一家。六必居有十二种传统产品，它们是：稀黄酱、铺淋酱油、甜酱萝卜、甜酱黄瓜、甜酱甘螺、甜酱黑菜、甜酱仓瓜、甜酱姜芽、甜酱八宝荣、甜酱什香菜、甜酱瓜、白糖蒜。这些产品色泽鲜亮，酱味浓郁，脆嫩清香，咸甜适度。六必居的酱菜所以出名，与它选料精细、制作严格分不开。六必居酱菜的原料，都有固定的产地。六必居自制黄酱和甜白酱，其黄豆选自河北丰润县马驹桥和通州永乐店，这两个地方的黄豆饱满、色黄、油性大。白面选自京西涞水县，为一等小麦，这种小麦粘性大，六必居自行加工成细白面，这种白面适宜制甜面酱。六必居制作酱菜，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程，一切规程，由掌作一人总负责。　　　　比如酱的制作，先把豆子泡透蒸了，拌上白面，在碾子上压，再放到模子里，垫上布用脚踩10——15天，然后拉成三条，剁成块，放到架子上码好，用席子封严，让其发酵。在发酵后期，还要不断用刷子刷去酱料上的白毛。经过21天，酱料才能发好。正是这种严格的操作规程，保证了六必居酱菜的质量。　　　　六必居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六必居几百年的经营经验，有一条是任何人不准超支或长支店内资金，对外经营也不欠债。六必居还规定，店内不用三爷(即少爷、姑爷和舅爷)，前店柜台人多是山西临汾、襄汾县人。由于六必居经营有方，酱菜制作保证质量，特别重视商品的社会信誉，因而尽管饱经沧桑，却历久不衰，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　　　　晋商文化：著名商号【三】　　　　协同庆票号　　　　该号财东是榆次聂店王家和平遥县王智村米家，咸丰六年(1856)创立于平遥南大街。协同庆票号最初资本仅3万6千两，而先已开办之大票号资本少则十几万两，多则二十几万两。尽管如此，协同庆且“以区区万金，崛起于咸丰末叶”。著名票号商李宏龄认为：这是因为“得人独胜者，厥惟协同庆一业”。　　　　原来协同庆之成立系两位青年干才推动之结果。先是刘庆和(字肃斋)，因家贫，15岁辍学就商，曾在蔚泰厚票号学汇兑，后因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江南大乱，各票号纷纷撒庄和裁减人员，刘便与同号好友孟子元离开蔚泰厚票号，并决心不再甘居人下，而另立门户。他们先经人介绍找到榆次聂店村富商王家，王家主持家务的王栋正愁办票号无合适人选，一见他俩曾在著名的蔚泰厚票号做过事，熟悉票号业务，是个人才，立即聘用刘、孟二人，由王氏联合平遥县王智村米家，二家共同投资办起了协同庆票号。王、米二家见刘、孟年轻，怕难当重任，乃请年长的陈谦安出任经理，刘、孟相助，刘、孟只好以忍为上，以图来日。陈老成持重，但缺乏魄力，主持号事二年余，票号业务平平，盈余不大。不久，陈去世，刘、孟得受重任。时孟年近不惑，财东以孟年长，先请孟任经理。孟为人开明豁达，知人善任，重视选拔人才，除刘为契友外，如陈子弼、雷文山、梁廷绍、温仲献、张星斋、雷润堂等，皆为干才。特别是对赵厚田，孟一见倾折，拔之寒素，予以重任而不疑。后来，赵冒险姑苏，急难兰州，奔波于成都、重庆二十余年，能使全局营业一直发达，皆赖赵氏之力。“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协同庆在孟氏的苦心经营下，日益兴隆。大局甫定，惜孟氏积劳病故，木克坐观其成。继任者刘肃斋，其人工心计，善运筹，凡孟所布置一仍其旧，营业发达，与年俱进，独以四川为最。赵厚田往来于成渝，酌盈济虚，信用特著。蜀中富豪几以该号为储畜府库。但刘之用人，以视孟之知人善任相去甚远，又以赵厚田能力过人，性情刚直，病其不附己，未免对赵稍有芥蒂，但还是以振兴协同庆在川票号的大局为重，起而用之，蜀地之业务，与赵推心置腹。由此看来，王、米二位财东对刘庆和的任用，也不失为知人善任。　　　　光绪十六年(1890)，刘去世。时协同庆票号资望相当者颇不乏人，但财东独致电赵厚田，授以全权，出任总经理。此时协同庆已开业30多年，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开封、西安、上海、汉口、长沙、福州、厦门等31处设有分号。分号林立，伙友众多，且遍布各商埠，难免积弊丛生。赵上任后，首先裁节浮靡，滥竽充数者悉罢免，是人材者举而用之。不徇情不蔽贤。赵平时好读史鉴，每论古今中外兴亡之得失，辄中窍要。时中日纠纷迭起，赵尝谓：“国家粉饰，承平海疆，不久恐有事，决意举闽、粤各庄先行撤回，连号之不能自立者，亦拟分期裁撤，以免唇亡齿寒。”光绪十九年(1893)冬月赵一病不起。不数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赵之忧深虑远，绝非偶然。赵氏去世后，财东王氏见协同庆日趋败落，赶忙抽走资本，另谋生财之道去了。协同庆成米氏一家独股。协同庆执事继起者，大率按部就班，已非应变之材。故不到十年，一误于连号之牵掣，再误干大肆铺张，号规难振，人心溃散，轰轰烈烈之事业竟一落千丈。辛亥革命爆发，协同庆各地分号经理伙计看大势已去，一个个趁机席卷而逃。所剩无几的财产也遭到乱兵抢劫。接着，一批批债主从各地涌到平遥总号，坐索存款。时财东米氏当家的人称“米七少”，被债主告到平遥县衙门。米先已得到风信，便携带其母潜逃到介休北辛武村冀家躲藏起来。冀家“笃信堂”当家的冀师曾与米七少系表兄弟，米氏寄人篱下，恶习不改，仍挥霍无度，吸食鸦片，只靠变卖财产维持，不久将祖上遗产变卖一空，就连豪华一时的楼阁院庭也拆卖成一片废墟。米七少与其母最后都在穷困中死去。股东王家，从票号抽出资本后，改为投资盐业、烟铺、杂货等，但无奈其后人不争气，无不染上吸毒嗜好，只有靠变卖家产为生，王氏最后一代当家人王奇，最后竟沦为乞丐，饿死街头。李宏龄对协同庆之盛衰感慨地说：“统观始末，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人存则举，人亡则废，凡事皆然。”　　　　晋商文化：著名商号【四】　　　　合盛元票号　　　　原为茶庄，道光十七年(1837)改为票号，财东是祁县荣任堡郭源逢和祁县城关张廷将(大盛魁商号创办人张杰后裔)。合盛元最初股金白银为六万两，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西廉巷。首任经理梁寿昌，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奉天(沈阳)、营口、安东(丹东)、西安、开封、上海、安庆、汉口等城市设庄。随着业务的发展，股金发展到10万银两。到19世纪80年代后又发展到5O万两，公积金650万两，加上吸收的存款，周转资金可达1OOO万两。　　　　合盛元票号的发展，该号后期的财东郭嵘、经理贺洪如等立下了汗马功劳。甲午战争(1894)爆发，东北局势混乱，票号业务受损。郭嵘、贺洪如慧眼识英才，委派年仅18岁的申树楷(字培植，1875年出生，祁县申村人)任东北营口分号经理。申氏力挽狂澜，使营口票号转危为安，重振业务，并进而以营口为基地，不仅在东北与日商、俄商竞争，而且还抓紧时机向国外发展。　　　　光绪二十二年(1896)合盛元票号在安东(丹东)设立分庄后，又在被俄国势力控制的朝鲜新义州设立了代办所，开始了国际汇兑业务。光绪二十六年(1900)新义州代办所改称合盛元支庄。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爆发战争。次年，俄国战败被迫放弃在朝鲜的特权，并与日本在东北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合盛元票号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先后在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等地设立了分庄，并进而向日本本土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神户支行。　　　　合盛元票号不仅为留学生汇兑学杂费，还对海外侨胞给予汇兑等照顾和优待。　　　　这里应指出，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渡重洋，设立支庄，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合盛元票号在贺洪如、申树楷等的积极带领下，经过全体同仁的努力，业务日益繁盛，仅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1907、1908)，全年汇兑总额就在2000万元以上。即使在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的逆境中，仍然得以发展，每次帐期分红利每股最多达 14000银两，少者也有8000银两。清王朝垮台后，军阀混战，山西票号损失惨重，纷纷倒闭，合盛元也未能幸免，终于在1914年宣告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