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晋商历史【一】
明清晋商的衰落 明清晋商于清末民初衰败。那么，他们是如何衰败的呢?我们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其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州，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 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晋商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久经商战、意志顽强的商界劲旅。他们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 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谁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把争回矿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面对山西人民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800万两，实际集股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绌，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陈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陈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毛氏墨守陈规，不肯稍事变通，不但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这样，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已成弩末，终于无法振作。 由上所述，我们已知明清晋商衰落之大体情况。如果我们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客观和自身、外在和内在因素作一探讨。笔者以为其客观和外在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如前述晋商垄断长达 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就由于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使山西商人蒙受损失，致恰克图贸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沙俄获得了自由贸易特权和免税特权，俄商得以深入到库伦、张家口一线，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先后在库伦等城市开办洋行，到光绪十六年(1890)俄商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已达 300万卢布，比签订《北京条约》前夕的21万卢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 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万磅。俄人波兹德涅耶夫说：“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1898年圣彼得版)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光绪三十三(1907)，仅营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亏折银200余万两。(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 3月13日奏折)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山西票号之利也多被外商银行所夺。江西巡抚李勉林说：“中国西商多于各省设立汇兑庄，无虑千百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为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中国资财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又如山东“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铁，大部来自山西泽州府，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1869年《海关贸易报告·烟台》)宣统时，外国烟草公司处处排挤华商。如英美烟草公司以包捐为名，在山西榆次、太谷等地“概不许售中国之烟”。(《天津商会档案选编》上116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甚至连山西会馆也遭到列强霸占。如天津估衣街的山西会馆，本为山西省官商侨居公议之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竟被张幼仙勾结日本人霸占。更可恶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使中国财政流失。如号称“金太谷”的山西太谷县，是山西票号商的巢穴之一，“咸同以还国运田蹙，谷人之牵牛服贾于俄蒙地者，损失大半”。(民国《太谷县志》)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一些商人吸食鸦片，致“因富而败，精神萎靡……商务凋敝，烟丹流行。全县为烟丹每年开支四百多万银元”。(《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台湾商务版) 其二，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明清政府由于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顽固、封闭、落后、腐朽的一面，特别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表现的淋漓尽致，《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出卖主权的条约.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以伸进了侵略中国的魔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是德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帝国主义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太平天国，都天京(南京)。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民反封建的秘密结社组织义和团，在山东举起了反帝斗争的大旗。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的一部分从山东转战直隶，与当地义和团群众汇合，成为一股农民革命的洪流。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反帝斗争非常恐慌，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他们在京、津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革命果实却落入了袁世凯手中，当时军阀混战，土匪纷起，社会不靖。 在上述政府腐败、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山西商人接连遭受损失，清人徐继畲说：山西人“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县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徐继畲《松龛全集》奏疏卷下《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民国《太谷县志》卷四载：“商务自清季已形凋敝，改革以来，凡外设有分庄者因直接间接之损失或则缩小范围，或竟停止营业。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数年来各省兵祸相寻无已，在外经商因失业而赋闲者所在皆是，来源顿竭，生计困难。”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抚说：由于甲午之战、庚子之乱、日俄战争，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去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折)天成亨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被抢劫银两达 100多万两。民国《临晋县志》卷四载：“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者常万余……陕省金融事业，归临人掌握者居其泰半，……民国肇建，陕省乱机四伏，盗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贾因之裹足，临民之操奇计盈者生理日形颓败，率多归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发生内战，在俄国的山西商人落荒逃归，因此而损失银达数百万两。仅大德玉、大升五、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莫斯科的损失就达 140万两。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资本被没收。加之旧俄钞的贬值和废弃，又遭损失。如锦泰亨号就因此损失银24万两。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蒙俄签订库伦通商协定，俄商取得无税自由贸易特权，山西商人在蒙经商遭到严重打击。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有资料记述山西商人之衰落说：“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放辛亥，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版)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明清山西商人从清季开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对商人的肆意压榨，则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对商人压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 一、课税繁重。一是税目繁多，除商税、关税外，清季到处设卡收取厘税，使商人倍受其苦。山西从光绪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设厘卡，每年厘金收入由九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商、票捐、盐价加斤等各类捐输每年增加银20万两，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35处，凡药、盐、皮、毛、烟、酒、煤、粮皆是厘金项目，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又达31万两。另一种是滥征、重征商税。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伦诺尔地方“违例滥征”，以致“商贩稀少”。(清档军机处录副，期成额、观音保《为筹办本税事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归化城监督福礼重征商税，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礼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任，将原由杀虎口征税货物，又在归化城重征，仅七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初六日就多征税银3200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四达、彰宝《查审归化城监督福礼收税一案》)光绪元年(1875)，山西普源公商号，由广东采办药材、药酒，运销直隶，途经天津，被钞关重征，以致商人赔累，被迫改道青岛，由山东运销直隶。 二、捐输频仍。所谓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3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 110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巡幸五台，河东商人情殷报效银2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一百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十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窑”。山西巡抚伯麟说山西现已捐输一百四五十万，约可得银200万两。但伯麟的这种“勒限催交”，就连嘉庆帝也担心“因此激成事端”。《清仁宗实录》卷11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清仁宗实录》卷11，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土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奏折》。《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筹饷艰，解运难，山陕商人之资聚迪化州城，资财已经一空，但清政府仍不放过，以山陕商人在伊犁、喀什噶尔、古城等处皆设铺户为由，又令山陕商贾将上述地方商资兑充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不难看出，捐输之频，数额之大，已为山西商民之沉重负担。 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视商人为“可啖之物”，千方百计搜刮商人。如乾隆初河东盐政白起图，在任期间“或贿买引窝，或吓诈银两，或滥差扰累，或纵役需索，以致强荐长随，收受礼物”，对商人进行种种盘剥勒索，白自从到任后，不仅“商人所送礼物，无不全收”，且每遇商人登门，家人竟强索“门包银”，“家人门包，非八两、十两、十二两，肯不传奏”。(清档喀尔吉善《为奏闻事》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色任河东盐政后，即与河东运使吴运从、运城知县吴兆观“彼此串通”，在盐池搜刮盐商的银两。因河东池盐累累欠产，盐商纷纷告退，清政府又举报富户充商，富户皆视为畏途，达色乘机勒索。商人郭恩顺、郭丰泰、祁斯清为求告免充商，达色令出银4000两。后来郭等三家出银1040两，又买“玉达摩、玉鳖”二件贿达色，才得以免充。(清档四达、彰宝《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事》乾降三十三年一日二十九日)清末祁县渠兴周、平遥县尹二少，都是当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时，图谋其资产，金永爪牙于景福便诬指渠、尹有不法阴谋，将二户财产全部没收，金、于二人中饱私囊。以致“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成“牢不可破之风气”。(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 其四，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也逐渐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经营商路又是一次打击。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沙俄就准备着手建西伯利亚铁路，以适应向中国扩张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已修到贝加尔。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在彼得堡与俄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俄国建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该线通车。俄商利用海上运输和中东铁路运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过去长芦盐运销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粮食运销天津，皆靠河运。但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又走向了衰落。山西临县碛口镇，西临黄河，隔河是陕西，这里河面宽，水流缓，便于停船，从乾隆时始，山陕两地客商便在碛口经商，贸易十分繁盛，清末碛口有商号三百多家，有“拉不完的碛口”之说。但是后来由于近代公路交通的发展，这里的水路作用渐趋衰落，碛口的繁荣已成过去。由上可见，近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变了货物运输路线，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 明清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如前所述，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再次，墨守陈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复次，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文化：晋商历史【二】 明清晋商性质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依然没有动摇，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在这方面，山西商人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自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 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 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晋商文化：晋商历史【三】 晋商简介 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 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学习这段历史，反思我省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振兴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