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12月17日：要了解青藏高原的宗教文化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从认识苯波教开始，因为苯波教是青藏高原土生土长的一种古老文化现象，它带有浓厚的地域性文化特色。特别是苯波教文化与青藏高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同时，苯波教又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未传入青藏高原之前，苯波教文化乃是藏族地区唯我独尊的正统文化。可以肯定地说，生根于远古时代的苯波教，经历了古代藏族社会所经过的一切沧桑时空和演变过程，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对早期藏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在后期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苯波教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充当了不可替代的主要角色。比如，藏传佛教在其形成或发展过程中，从苯波教中特别在宗教礼仪以及护法神等比较贴近藏族信徒生活的文化领域里吸收了不少东西。当然，应该承认的是，藏传佛教对苯波教的冲击则是更加强大，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正如“随着佛教源源不断地传入藏族地区，苯波教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受到强大冲击，并日趋下降，最后佛教干脆取代了苯波教在藏族地区的正统地位。从此，苯波教一蹶不振，不得不退避到边远偏僻地区，以便保存自己的微薄势力。因此，目前在整个藏族区域，除个别僻壤外，几乎看不到纯粹的苯波教的存在了。”值得说明的是，苯波教作为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宗教文化传承，目前在整个藏族地区虽然其势力很小，但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生存延续。　　藏传佛教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又与印度佛教的历史进程及其文化演变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夸大其词地讲，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直接移植到青藏高原的宗教文化“复制品”。同时，值得肯定的是，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藏族传统文化尤其是苯波教的巨大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采取了以苯波教文化的理论构架和思维方式，来接受或消化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因此，藏传佛教有了显明的不同于其它佛教支派的高原特色。这一特色说得透彻点就是佛教与苯波教之间的异同点。从这一角度去看，我们不但要掌握苯波教的历史、特点和现状，而且了解印度佛教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思维等文化特性也显得十分重要。　　释迦牟尼作为一名世界公认的古代哲学家，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诞生于古印度，并出色地创立了富于深奥哲理性的佛教，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现在人们又将佛教划归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充分说明了后人迄今仍然崇尚着释迦牟尼的思想——佛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印度佛教大致经过了四个不同时期，即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然而，“在一千七百多年的印度佛教历史中，佛教从未夺得婆罗门教的地位，即使是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统治时期，佛教教团及教义因得到国力支持而兴盛时，婆罗门教在一般民众中仍具有根深蒂固的势力。”所以，至公元十三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军队纵深打入印度全境并把印度最后仅存的超戒寺烧毁，从此为标志，佛教在印度本土便宣告绝迹。　　佛教虽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但却在青藏高原兴盛起来。根据藏文史料，吐蕃王朝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约公元五世纪），由印度人班智达洛生措（慧心护）

及译师里弟生将《旃檀嘛呢陀罗尼》、《诸佛菩萨名称经》等经函，以及小型佛塔等佛教用品带到了吐蕃。④后来许多藏文史书以此为佛教正法在吐蕃本土上传播的开端。但鉴于当时尚未出现书写、翻译、念诵、讲经等佛事活动，故不可视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时间。实际上，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公元七世纪中叶）才正式传入吐蕃本土，因而以此为佛教在吐蕃传播之开端比较妥当。由此可见，佛教传入青藏高原的时间，晚于汉地、西域以及克什米尔、尼泊尔等相邻国家或地区。因此，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包括印度在内的以上诸国家或地区佛教的巨大影响。似乎正因为藏传佛教汲取了四邻诸国家或地区佛教之精华部分，便独领风骚，且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宗教园林中大放异彩。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它不仅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着巨大影响；而且对周边民族地区也产生一定影响，就国内而言，诸如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等许多少数民族，至今依然十分虔诚地信奉着藏传佛教。可以说，藏传佛教不仅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成为我国国内很有广泛性和影响力的宗教实体之一。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但藏传佛教更是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一种独树一帜的文化现象。从哲学的角度讲，藏传佛教是主体其自然环境则是客体。那么，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另外，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组合中充当一个方面或一小部分，而且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就拿藏传佛教来说，这种现象在藏族地区特别在政教合一制度兴隆时期，就显得格外突出。后来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废除以及藏族地区科学文化的普及或兴起，藏传佛教的作用从总体上讲大大地减弱了，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目前，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医疗卫生、天文历算、以及风俗习惯等社会世俗文化的一切领域里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甚至在某些领域相互包容，达到水乳交融、难分难解的程度。因而藏传佛教不仅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且更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藏传佛教毕竟是藏族地区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信仰模式，是一种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保守部分，在不少方面已经同当代藏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现代文明，尤其是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总而言之，我们对藏传佛教作出一个比较全面、公正的评价，可否这样认为:藏传佛教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从积极或善的角度讲，藏传佛教所体现的乃是人类的一种崇高愿望，它不但是人们伦理道德的保障，而且也是人们公共秩序和个人内心平和的源泉，特别在藏传佛教的影响或熏陶下，藏族人民越来越变得高尚而文明，比如，他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一切动植物的珍爱等，都是这种品质的具体体现；从消极或恶的方面看，藏传佛教又扮演着这样一种角色:它不但成为妨碍社会进步尤其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顽固壁障，而且它又是助长狂热、偏侠、无知、迷信和愚昧主义的摇篮。　　特别是当历史的车轮将人类带到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冲开了民族壁垒，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和狭窄的视野。我国也正在进行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这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化问题上来，而文化作为一种中性，既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东西。也就是说，既有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成分，也有与改革开放相抵触的因素。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不例外，它既有与当前藏族地区的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成分，也有与此不相适应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