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乐舞艺术，唐代的龟兹韵

唐代乐舞艺术借鉴外来艺术，使唐乐舞跃上了新台阶。西域音乐家曹保、曹善才、曹刚等，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白居易曾赞扬曹刚的琵琶绝技：“拔拔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唐会要》所列天宝十三载曲名中，就有《龟兹佛曲》等曲，流行的乐曲有数百首。

在唐乐舞中，《霓裳羽衣曲》不能不提，相传是唐玄宗所作，表达的是要把美人幻化为仙子，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反映出唐乐舞的发展的最高成就。大诗人白居易称赞说：“千歌万载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开元时期，出现了“《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的繁荣局面。诗人顾况在《听山鹧鸪》诗中写道：“夜宿桃花村，踏歌接天晓”。唱歌跳舞，通宵达旦，可见情景之热烈。

刘禹锡《竹枝词序》云：“余见建平里中儿联唱《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反映出唐代乐舞之普及和盛行。

自古有“中原音律出西域、乐出昆仑”之说。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黄帝曾令大臣伶伦制定乐律。伶伦便到了昆仑山下的懈溪之谷砍了十二根竹子，做成了十二根管子。 这时飞来了一对凤凰凤叫了六声异常美妙动听，于是他便根据凤凰的鸣叫声制成了十二根律管，回到中原后按十二根律管的音高铸了十二口钟。

从此，人们才有了创作乐曲和演奏音乐的规范和依据。黄竹一词也成了乐器的代名词。东汉以后中原纷争接着匈奴、鲜卑、氐、羯、羌人入主中原兵连祸接三百余年。原来的宫廷乐师和音乐高手或死或逃许多民间乐师、乐工也死散殆尽到后来连汉族传统的七音七调也搞不清、凑不齐致使音不成音律不成律一切乐器都无法演奏。

直到一位出身西域音乐世家、对音律和琵琶修养有素的音乐家苏祗婆作为突厥公主阿史那氏陪嫁的媵人曲折来到中原，才改变了这一切。苏祗婆用他的弹奏和音乐知识弥补了中原音乐因战乱造成的缺陷被后来的隋唐乐师普遍采用。所以隋唐时代的“大常雅乐悉用胡声”。

西域歌舞对中原的影响十分深远。据记载隋朝的“九部乐”中三部出自西域；唐代的“十部乐”中五部出自西域，南凉（今乐都、西宁）是当时有名的歌舞之乡。学习汉文化、汉艺术的少数民族学者不乏其人，对推动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唐德宗时，西域籍将领尉迟青很会吹篥，当时的人称他的技艺“冠绝今古”。大历中，幽州的王麻奴善于吹篥，他很自负，听说尉迟青吹篥在京城很有名气，他很不服气，要想与尉迟青一决高低。为此，他特意赶到京城，卖弄自己的本事。尉迟青始终对他不理不睬。王麻奴终于沉不住气了，要求见尉迟青。在尉迟青家，他用高音调吹了一支《勒部羝曲》，吹得汗流浃背，总算是吹完了。尉迟青却对他说：何必用此调吹呢？他从容地拿出自己的银字管，在平般步调中吹奏了一遍，听者如闻仙乐，使王麻奴大为折服，流着眼泪摔碎了心爱的篥，发誓终身不再吹奏。

文宗太和年间，有尉迟章善吹笙。唐代贞观年间，太常寺乐工裴神符、裴兴奴都妙解琵琶，得到时人的称赞。隋唐之时，乐府有艺人白明达，很得当权者的赏识。隋炀帝时，他曾当过“乐正”和隋炀帝合作创作乐曲。炀帝写词他作曲（“造新声”）。计有《万乐》《藏钩乐》《泛龙舟》等数十曲，深得炀帝欢心，甚至想要给他封王。到唐高宗时，他又创作了《春莺啭》等曲子，这是唐代著名的舞曲。葱岭以西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为姓氏的人，大抵上都是西域昭武九姓的后裔。唐贞元中，琵琶名手康昆仑。李白写的《上云乐》中的康志胡雏，是唐代的歌手。唐宣宗时，乐府又有康愞，“善弄婆罗门”。

后魏以后，曹氏一家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曹僧奴之女北齐高纬立为昭仪，曹氏一家几代人当时都以弹琵琶闻名。

其中曹妙达因得当权者宠，以至封王开府。唐代的琵琶名手曹保，曹保之子曹善才，孙曹纲在当时长安教坊中都是有名的琵琶手。而曹保一家也是曹妙达的后裔。白居易有诗云：“谁能截得曹纲手，插入重莲衣袖中。”对曹纲奏出美妙音乐的手羡慕不已。唐又有曹触新善弄婆罗门，曹赞、曹叔度为散乐艺人。

见诸记载的唐代西域乐人，大略有上述如许，在演奏琵琶、篥或专攻歌舞俳优，他们的技艺在唐代可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正因为有这样一批实力雄厚的艺术家，才能在唐代掀起胡乐艺术的高峰，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元稹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可说是当时西域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