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佛教大盛，佛经的译注疏解达到了高潮，数量居多散布全国

隋唐时期佛教大盛，佛经的译注疏解达到了高潮，数量居多散布全国

隋唐时期佛教大盛，佛经的译注疏解达到了高潮，无论卷帙的数量内容质量都远超前代。散布全国各地的佛经注疏的数量是儒书的数十百倍，同时网罗佛教典籍的总集也出现了。南北朝时的《一切经》到了唐代，由于经、律、论内容丰富，以及其他有关佛教著述充盈，便把网罗起来的《一切经》称为《大藏经》。

《大藏经》在全国各大都邑的大寺庙中都有缮写，它对世界佛教文化影响极大，除了有西夏文、满文、蒙古文、汉文外，亚洲各国也有翻刻或重译，如新罗、日本等国均是。除了缮写佛经之外，也有人为了使佛经能长期保存流传不灭，乃仿照儒家镌刻石经的办法，把佛教典籍刻在石上。

如隋唐之际幽州僧人静琬继承其师发愿把佛典刻石的志向，从隋炀帝大业年间到贞观年间，建云居寺，刻经石收藏。此后其弟子玄导、仪公、慧遇、玄法等又相继主持刻经一直到唐末五代，此风沿袭不息。这种佛经刻石也影响到后世，辽、金、元、明诸代皆有续刻石经藏于佛洞中。有关佛教经籍的目录书在唐代主要有《大唐内典录》及《开元释教录》。

《大唐内典录》系由释道宣著录自东汉以来到唐初译著人物二百二十人，经典二千四百八十七部八千四百七十六卷。凡重译的译经都标明译、二译，对许多同类大小乘经典，举出最好的通行本子，列出历代经录并做出简评，其“入藏录”收有经、律、论及“圣贤集传”共有八百部三千余条之多。

《开元释教录》为开元二十八年释智昇所著，计二十卷。前十卷以译人为主，记录东汉以来至开元年间所译出的经典目录及译者小传，后附著作目录。译著者共计一百七十六人。后十卷为别录，以经为主，分七类记载“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最后记大小乘入藏目录，总计经典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对重译、单译的情况均加注明。

此经录为北宋以后雕印的《大藏经》所本。此外，据《唐书·艺文志》记载，毋煲有《开元内外经录》，亦载有开元年间佛经著述。但此书兼载道教书目，并非单纯记载佛教典籍。隋唐时期，一些宣扬佛教高僧的传记及群书音义疏解类的著作也相继问世。唐释道世著《法苑珠林》，博引经、律、论原典，将佛教故事传说等分类编排为百篇，勒成一百卷(后世亦有一百二十卷本)。

这是佛教典籍中的一部大类书，大大便利了僧俗们按类寻检佛教故实，对佛教界的影响也很大。唐释玄音著《一切经音义》，解释佛经音义，评注反切。继起者又有慧琳《一切经音义》，广辑名家音义，博引古代韵书、字书及佛典，解释三藏佛经音义，共计一千三百余部五千七百余卷，可说是佛教的集大成词典。

此书曾流传入日本，今收入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

有关高僧的传记，早在梁时就有慧皎撰《高僧传》，到了唐初释道宣作《续高僧传》(一作《唐高僧传》)。此书是继续慧皎《高僧传》而作，正传著录高僧四百九十二人，附见者有二百十五人，合计著录七百余人。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十科，分科叙述各高僧的生平成就及其有关灵异等事。

此后，在北宋初，释赞宁又撰《宋高僧传》，记录自唐高宗至宋太宗年间为止的僧人传记，对唐高宗以后及五代时期僧人传法情况和禅宗一派的源流发展均有详细的记载。这为唐五代佛教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