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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州禅之佛教的中国化

发布时间:2023-12-13 10:06:48作者:地藏网

佛法中的知识时非常多的,各个菩萨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典和智慧,这些都是对自己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要坚持去修行。其中的洪州禅就是其中一个,有不少的师兄开始去修行,那师兄你知道洪州禅之佛教的中国化吗,下就一起来看看吧!

洪州禅之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的中国化,禅宗最明显;禅宗的中国化,洪州系最突出。洪州禅不仅在思想上、风格上进行了老庄化,而且从体制上、组织上展开了儒家化。如果说道一开辟了禅的新时代,那么怀海则保证了新时代的禅。

老庄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既不可界定,也不可言说;它与具体事物相分离,系最高的精神实在。洪州禅将“道”范畴引入自宗体系,使之成为真如、实相、法界、佛性等的代名词。道一曾反复申述“道即是法界”。怀海继承道一,在启发弟子时“教伊体会大道”。怀海弟子希运尤爱以“道”喻指真如、法界。如他说:“此道天真,本无名字……恐你诸人不了,权立道名。”(《古尊宿语录》卷二)“大道本来平等”(《古尊宿语录》卷三);“得鱼忘筌,身心自然达道。”(《古尊宿语录》卷二)“道”既不可言说,也不可认识,只有通过切身体验方可契会。

在《庄子·齐物论》中,提出了“道通为一”的齐一万物思想。物之所以可齐,是因为它们无质的规定性。《庄子·秋水篇》也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意思是说,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所示现的一切差别,全出自人的主观执着。其实,从道体上看,一切差别均非真实存在。洪州禅高唱“大道本来平等”,正是将老庄的哲学巧妙地与佛教如来藏佛性学说加以结合。洪州禅虽然强调众生与佛平等一如,但它与庄子的“齐物论”有着相通的本体论背景。世间一切既属同一道体,那么,人类的自由任运、每一举止行为也都具有由现象所通达的本体意义,即所有自然运为都能达到成佛境界。怀海反复指出,“自古自今,佛只是人,人只是佛”;“本来心法元自备足”,这在本体论意义上包容了中印两种思想背景。

在方法论上,庄子强调与“道”相统一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的前提,是否认现实的差别,进而否认认识的可能性乃至认识本身。在这种否定的基础上,庄子提倡神秘主义的“体道”论。认为,通过“体道”即自觉,可以使个体意识在与超自然的“道”的直接交往中领悟到宇宙人生的全部奥秘,获得最高智慧,达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大宗师》)的自由境界。这时,人便与宇宙浑然一体,获得永恒生命,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老子》书中,同样主张排斥知识而诉诸“体道”,欣赏我之“昏昏”、“闷闷”、“顽鄙”,反对众人之“昭昭”、“察察”、“有以”。

百丈怀海明显接受了老庄“体道”论的影响。他的禅以“平常心是道”为根本,从“顺乎自然”入手,不断不作,直指众生本来面目。他反对在解不得生死句的情况下读经看教,认为,“大乘方等,犹如甘露,亦如毒药。消得去,如甘露;消不去,如毒药。读经看教,若不解他生死语,决定透他义句不过,莫读最第一。”(《古尊宿语录》卷一)他始终视知识为体道的一大障碍。认为,成就佛道不属于知识领域,所以只能以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圣的“平常心”去实现。他提倡禅僧应该“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如愚如聋”,正是为了通过否认矛盾差别和具体知识而达到特殊的精神境界。他再三告诫弟子“割断两头句”、“透过三句外”,不只是要防止语言文字的执着,更重要的是令他们“体会大道”,向道家自然主义靠拢。庄子处世自然无为、逍遥恬淡,不为外物所拘,精神与道浑然一体,其形象活泼洒脱、自由豁达,个性鲜明。怀海的禅带有道家自然无为色彩。在怀海看来,禅就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是在极其朴素自然的生命活动中表现出来。他说: 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无等法,是弃本逐末。只如今粗食助命、补破遮塞,渴则掬水吃余外,但是一切有无等法,都无纤

毫系念,此人渐有轻分明。(《古尊宿语录》卷一)所以,怀海的禅一无雕凿痕迹。《禅门规式》则集中反映百丈禅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吸收。《规式》的目的在于:“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而是“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景德传灯录》卷六)所谓“博约折中”,不只是要折中大、小乘戒律,而且要以社会的传统标准来“制范”僧众,以便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相适应。根据《规式》,禅僧应按规定入室请益;朝参夕聚,由长老升座,其余全部雁立侧聆。通过这类规定,把过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粗犷的禅,逐渐统一为有固定组织的、受规范制约的丛林化禅。

《规式》中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部分,莫过于“普请法”。任继愈先生曾指出,普请法规定“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是“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禅与中国文化》,见《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一期)普请法不仅不会损害世俗地主利益,而且在观念上也与儒家文化大体一致。

洪州禅之佛教的中国化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社会,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与此相适应的,是家长制的宗法统治。禅宗在百丈怀海之后,由于普请法的推行,世俗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入佛教内部,儒家的礼乐制度渗入禅院之中。禅僧除了不娶妻生子外,几乎全然过着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生活,寺主好比家长,僧众好比子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平等消费。

《规式》指出,严肃处置破戒僧众,并非单纯为了使僧众“生恭信”、“循佛制”,而且也为了“不扰公门、省狱讼”、以便“不泄于外护纲宗”。所谓“不扰公门、省狱讼”,是指适应世俗社会,取得世俗政权的支持。所谓“外护纲宗”,是指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保护。可见,怀海自觉而有意识地通过在禅宗内部引入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以保证禅宗的繁荣和发展。

怀海的《禅门规式》,实际上是佛教戒律和儒家礼乐制度结合的产物。宋初赞宁曾将它与儒家礼乐征伐加以比拟(见《大宋僧史略》卷上),后出的《咸淳清规》之《序》也说:“吾氏之有《清规》,犹儒家之有《礼经》。”可见古人也早已有此共识。

早在惠能禅学中,虽然已经具有道家化倾向(关于自在解脱的思想理论)和儒家化内容(关于现实生活中求取解脱的思想),但因时代的局限,未能予以深化。百丈怀海时代,禅宗开始进入百家争胜、异花竞放的发展时期。牛头禅、保唐禅、荷泽禅等系统,都在沿着惠能禅宗思想发展的既定轨道运行,朝着禅学个性化、平民化、民族化的方向展开。由于牛头禅和保唐禅从彻底的般若性空角度立论,未免破多立少。(牛头)强调“无为”;(保唐)坚守“无修无证”的立场,则容易给人以种种误解。真正全面担负起禅的中国化的,当是洪州禅。百丈怀海在马祖道一的基础上,模仿世俗生活方式,把传统儒家思想转化为禅的礼仪规范、寺院生活准则和禅学授受原则,使禅的中国化步伐更为坚实有力。怀海出于对中国宗法制社会和佛教前途命运的认识,确立禅门规式,使禅宗具备了向印度佛教全面挑战的能力。

洪州禅之佛教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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