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舫法师与佛教改革

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是最大的亮点，太虚大师终身都是在围绕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法舫法师秉承乃师的志向，为宣传佛教改革不遗余力，这不仅在他的演讲上，而且还在他所主办的《海潮音》中体现出来。

法舫法师多次介绍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思想，坚持主张要把改革佛教的活动进行下去。他认为，“差不多三十年来，从少数的先知者，就提示到这样振兴中国佛教的意旨了。后起的人，也都明白这个枢机，这个伟大的命运之机。一直到了民初，这个复兴中国佛教，拯救中国僧伽的呼声，喊叫起来了。二十年来，由太虚大师的雄伟地、勇敢地努力，大张着整理僧伽制度，复兴中国佛教旗帜之后，中国佛教的复兴，就更明朗化了；同时，有培养僧材的学堂，有宣传佛化的杂志，于是中国有‘佛教革命’的口号，僧伽众中，有‘新僧’的称呼。受着时代的国家的社会的各方面之影响，不避艰辛的向前迈进。从过去的努力得到收获，这事实告诉我们：‘功不唐捐’，同时更给了我们以向前迈进的无畏地雄心大志！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振兴中国佛教，改造中国僧尼，而期符我们佛陀底遗念。” ⑴ “佛教革命”就是太虚大师提出的佛教要进行“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教产革命”之三大革命的主张，“新僧”就是指的拥护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一些有知识的年轻僧人，其目的“就在自觉化他，革除旧染，同登觉路”。⑵民国佛教一直存在着新派与旧派之间的矛盾，新派之新僧要求佛教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到寺院的领导权，总是处在边缘化的情况，时常与掌握了寺院大权的旧派发生矛盾，充满紧张，然而新派在佛教教育与宣传方面取得非常大的成就，法舫法师作为新派代表人物之一，且又掌握了一定话语权，故他对佛教改革事业的推动是显著的。他直言佛教改革离不开太虚的重要领导与作用，强调“中国佛教必须要改革，这是三岁的儿童和八十的老翁都能不讳言的事情呀！然而这事情太大，人才缺乏，所以不容易成功。这种运动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这种运动以太虚大师为唯一的领袖。大师因时代的需要和环境的迫切，奋勇无畏，应生当世，以佛教在这二十世纪的时候，必为救世之用，僧伽必为人天之师，然而是必想要改造不适用的旧的佛教状态，而造成适用的当机的新的佛教状态。新运动复兴佛教，有二种计划：一为建设中国现代僧制，二为建设世界佛学。这两种计划都在积极进行。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师著有《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等书。对于全国僧寺和在家信徒，以及全国佛教的整个建设都有很详细的论列和规定。这是确定改良中国佛教的一个基本计划。” ⑶他直呼佛教改革刻不容缓，最重要的僧制的改革，“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僧为三宝之一，有住持佛法之使命与责任，是佛法之兴隆与败灭，全视僧众之质格健全与否，及视可宝之僧量多寡为标准也。审如是，对于传流及今之腐败僧寺，若不加以最严厉之改革，而欲佛法之重兴，不能也！” ⑷

法舫法师提出了几个很有意义的佛教改革理念，这就是：一、入世才是光明的活路。又要知道根本无世可出！如佛云：若说三界外，别有一众生界（人类）即是外道说法。又祖师云：能入世方能出世。佛法中绝对没有唯有出世这一法呀！故今后新佛教的生起，必须有此观念：入世为先，出世次之，而决无逃世！然后才能在这社会中建立有利益人类社会的事业，佛教才能在社会中人心中活起来！” ⑸二、“因大乘特别要利益众生，我们不仅有大乘名称，更要有大乘的精神。故今后中国的新佛教要为人第一，为己第二。否则佛法将不会存在于世间了。” ⑹三、“吾人信佛，不能盲信，更不能迷信！所以讲认识第一，尤其是必须自己将佛教教义研究清楚，明白佛法真理，然后才能有正确的信心，佛是为了说明人生真理，为了解救人生痛苦，才说各种不同方式的佛理和教法的。” ⑺四、“若就新佛教来说，必须在家信徒多，才能兴办佛教利人事业，才能供养出家人，使其安心修学，专心宣教。向来人们以逃世、出世、成佛、作祖的观念而学佛，故所以大家一讲佛、但联想到入寺庙，出家、作和尚、成圣人、作祖师。决不想念学佛法是自身改造行为心理学的方便，更不想到学佛是人人生活的需要。故不重视在众的推广，这是极大的错误！今后应以推广在家信众为第一，出家为第二，然后才能佛化社会佛化世界。” ⑻五、“今日各地造寺变为僧伽香火之所在，出钱者只为盲目求福，而不知福德从何而来？殊为可叹。一般不明佛教的社会人看来是迷信之所，对佛法前途障碍很大！同人不可不注意，不可不急起而改造之。今后新佛教应将建庙之钱财，去建造福利社会的佛教事业，则佛教不弘而自兴。” ⑼

以上五个观念，非常典型，甚至具有颠覆性意义。例如传统佛教出家人视建庙为功德第一，但是法舫却反对修寺建庙。又佛教讲佛法僧三宝，僧宝代佛说法，是为第一。法舫却把在家人列为第一。佛教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是出世的宗教，法舫又把入世作为第一。大乘佛教讲度人度自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法舫却把自己成佛作为第一。佛教讲信为道德功德母，要以信为首，法舫则讲信为第二。这些观念对传统而言是一个最大的反叛，作为出家人对佛教的情况不满，要求改革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佛教正处在迷信泛滥，僧人素质低下的情况，他提出的这几个反传统的观念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试图进行纠偏，这也是他的佛教改革思想最出彩之处。但是佛教恰恰就是依靠这些传统的观念才流传下来，这已被历史所证明，现在要将这些传统全部推翻，如果一旦实行，对传统佛教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最大的伤害，因为传统一旦被全部改变，则佛教的特色也不复再存，其后果应当是严峻的。

1931年，由于中国佛教会的领导没有在佛教改革方面有所作为，引起新派人士不满，太虚大师在中国佛教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长，但是受到旧派人士阻挠，太虚被迫辞职。新旧两派的矛盾开始白热化，佛教界发生混乱。1935年，民国中央政府对佛教界的混乱状况不满，出面进行整顿。1936年，中央派民训部民众组织指导处张廷灏处长前往上海，分别与圆瑛和太虚两人交流了意见，筹商改革中国佛教会的事宜。张处长要求他们“以共努力，开诚合作，真改进会务相劝勉。” ⑽同时将经过中央民训部修改的《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与解释草案的“要点”说明交给了中国佛教会，并请佛教会“令即印发各理监事及各省佛教徒，限于短期间内公开切实研究，如有应加修改补充之处，可在不违反党义及佛教教义范围以内，根据事实法理，提出充分理由，尽量发表意见，俾收集思广益之效，而期万妥万适。尽美尽善，以巩固佛教会未来之基础，杜绝一切流弊。”张处长最后强调：“在本章程草案经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通过，是由中央核准公布以后，深望中国佛教会，不再有纷争症结发生，组织得日臻健全完整，而能确尽佛教会应尽之任务，达佛教会之真正目的，并本佛教慈悲平等救世利他之精神，效忠党国，福益社会，为民众团体之模范。”这件事情对太虚一派来说是一件好事，本来太虚已经退出了中国佛教会，不再参与会务，现在由中央政府出面进行调解，等于是承认太虚的地位。但是中央政府实行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把中国佛教新旧两派的分裂归到太虚与圆瑛都有责任，中央这种苦心可以理解，其目的是在于促进两派的和解。太虚一派的弟子对中央的做法万难承认，法舫法师撰文认为：“张处长把过去中国佛教会会务之所以不能顺利推行，完全归咎到太虚大师和圆瑛，这点我们不能不有所申明。查太虚大师于中佛会自民国二十年登报宣布退出后，迄未过问该会事务，虽被选为理事或监事，亦未实际负责，这是事实。以故中佛会近年迭起纠纷，都是直接负责者措施之不当，其咎在彼，于太虚大师何与？太虚大师期间尝对中佛会事发表意见，实为整个佛教前途计，不是对某个私人怀成见，更不是贪什么名位。太虚大师如此，门弟子亦如此，故所争者不是新旧派别，而是为振兴佛教，简言之，乃对事而非对人。该会果能善负其责，把佛教振兴，我们自然没有话说，中央更不必修订其章程。故曰会务之不能推行，其咎在彼，于虚大师何与？” ⑾法舫法师为了维护太虚大师的地位，容不得他人对太虚大师的任何攻击与批评，并且做了不遗余力的解释。但他也“希望全国僧尼，有知识而明白佛教的大德和英年学僧们，应该了解我们这现状的中国佛教。现状下的中国佛教，最大的缺点，是我们没有健全的有组织力的统制机关，所以对于全国百万的僧尼是无从自动整理；因为不能整理僧尼，就再不能说什么扩大佛教力量，普及佛化事业。百万大德僧，竟无一人雄力荷担中国佛教？这是最痛心的事！也可以说是佛教的奇耻大辱。因此，全国各省市有知识的有志气的发心护持佛法的振兴中国佛教的大德们，是必须建立一个真能负责振兴中国佛教，整理全国僧寺的强大而有力的团体，在中央指导之下，建国政策之下，本菩萨僧维护正法之大雄大力，建设合乎现代的中国民族所渴求的中国佛教。否则，中国佛教僧寺必归灭亡！全国僧尼应速醒觉！应速奋起改造中国佛教会！振兴中国佛教！这是我们全国僧尼，在统一建国下应有的责任。” ⑿

太虚大师圆寂后，法舫对太虚的成就做了四点总结，认为“去年此日，大师示寂，法轮不转，如日沉晦，故中国及世界佛教信徒，无不悲痛，追悼！兹值涅槃纪念日，吾人应发大悲愿心，努力宏扬佛法，以继大师未竟之志，此其一。大师之志行，曰整理僧伽制度，曰建立菩萨学处。盖僧伽为出家专门住持佛法之人，即为代表佛法之表相，佛门七众，皆以比丘律仪为规范，为依止，由此可见比丘僧之地位之重要，然佛法流入中国千百年来，时兴时衰，时至今日僧制窳败，不可讳言，若不立即改革，中国僧伽，将不能生存于大时代。大师虽倡改革，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全国寺僧数十年来，未尝依教奉行，故僧众前途之危机，仍然存在。吾人今日应如何集合出家在家之智慧与意志，来提倡改善僧制，此其二。菩萨学处，为大师最后之说法，详载《海潮音》月刊中。依大师之经验，以为中国佛教应以大乘菩萨学为基本，从人生佛教乃至佛果，皆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为，本受三皈法，乃至受比丘学处，是为七众别解脱戒，戒相不同，位次亦异，不可强同。然菩萨学处，七众可学，平等无二，中国佛徒，爱好大乘，故应建立菩萨学处，以补救时弊，创立新制。吾人欲宏化世界，南方之小乘戒法与学说，决不可当时代之需要，能契合今日时代之需要者，惟有大乘佛法，然大乘佛法向无统一贯通制度，大师积数十年之经验，于圆寂前三月说此菩萨学处，并盼各地佛弟子试行之。吾人今后，亟应提倡试行，此其三。大师对佛学上之成就，我是不能赞一词，因为大师的智慧，我是不能窥其万一的。大师在佛学上成为一划时代之人物。今略举二点：第一，大师融贯大乘八宗，使其平等发扬。第二，以三种文系之佛学而会通世界现行之佛学，为其创建世界佛学苑之根本基础。中国过去无人提倡大乘八宗平等发扬，且多执门户之见，惟我大师，慧眼独具。今日世界佛学大乘小乘之争，显教密教之争，南派北派之争，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惟虚大师，首倡世界三系佛学之研究，即巴利文系之南方小乘佛学，二中国文系之大乘佛学，三西藏文系之密宗佛学。南方偏具小乘，西藏蒙古重在瑜伽宗师，惟中国文系佛教具备大小显密一切教法，故应依中国文系佛学为根本而谋建立世界佛学，况欧洲新兴佛学，颇趋向中国之禅宗，故依大师之遗教，此其四。” ⒀

法舫对太虚大师一生的四点总结，实事求是，全面地概括出太虚一生对中国佛教做出的贡献。太虚为了佛教慧命，注重在整理僧伽制度和建立菩萨学处这两点用功，这是太虚佛教改革思想的最著力之处，法舫法师充分了解这一点，特强调在太虚圆寂以后，改革佛教的活动依然不能停止，僧众的前途仍然充满了危机，改善僧制依然要继续下去，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他所说的不幸被言中。（待续）

⑴《法舫文集》第三卷《一九三○年代中国佛教的现状》。

⑵《新僧》第一卷。

⑶《法舫文集》第三卷《一九三○年代中国佛教的现状》。

⑷《法舫文集》第三卷，《十五年来本刊之贡献》。

⑸《法舫文集》第三卷《改革佛教的几个基本观念——法舫法师在槟城佛教团体联合欢迎会讲演》。

⑹同上。

⑺同上。

⑻同上。

⑼同上。

⑽南京特约通讯《中央民训部修订佛教会章程草案》，《海潮音》第十七卷，第六号。

⑾《法舫文集》第四卷《我们的立场》。

⑿《法舫文集》第五卷《统一建国与振兴佛教》。

⒀《法舫文集》第六卷《致潘慧安居士书（二）》。

（作者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主编，法舫文化研究会特邀秘书长、法舫研究中心主任，载自《法海宝舟》编辑程淑萍。）